所謂徽商既指社會經濟現象，也指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人，包括單個的徽州商人和群體的徽籍商幫集團。徽商源萌于東晉、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民初，它作為一支強勁商旅在中國商業經濟發展史上曾經繁盛達及三四百年之久，便與徽民寄命于商有關。

徽民之所以寄命于商有其社會歷史原因。從客觀上看，徽州地處皖南山區，周圍環繞著崇山峻嶺，山間谷地和盆地較少，田畝面積有限，且大多耕地土質瘠薄，農業收入不足以自給，只好轉而從事手工業和商業，以求自保。況且以花崗巖、花崗閃長巖和石英砂巖為主的山地坡度陡峻、坡積較薄，也大大限制了徽州人向山開墾要田的可能性。由于“計歲入不足供三月之食”，而人們所需糧食便“仰四方之給”。所以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二十》載： “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與此同時，人口的增多卻出現了數次高潮——東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及黃巢起義、南宋靖康之變的發生，均導致北方中原人士紛紛大舉遷徙居徽，由是人口陡增，從隋末（608年）的6164戶增到唐天寶時（742年）的38320戶，又從南宋乾道年間（1172 年）的122014戶增到元代至正末年（1367年）的157471戶，到清朝康熙年間（1690年）則多達217152戶，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迫使徽州人走出山區，向外展拓生存空間，“非經營四方，無治生之策矣。”再說由于土地有限，大規模的兼并土地幾乎不可能，而致富的欲望吸引了一些人步入經商之途。況且“吾郡在山谷，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在徽州，“民有資產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強半無立錐”。（《挹奎樓選稿》） “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游于四方”。（《震川先生集》）可見，徽人經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風俗、濡染積習所然。于是便出現了“天下之民寄命于農，徽民寄命于商”（康熙《休寧縣志》汪偉奏疏）的狀況：“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聚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弘歷《徽州府志》）

誠然，徽民寄命于商還有賴于徽州天然物產的豐饒與境內水系的發達。此地不僅杉茶竹瓷品質俱佳，尚且紙墨筆硯“文房四寶”及漆器等手工制品工藝精良，更具特色，這些徽州特產在國內有著廣闊的市場，正所謂“民物繁伙，有漆櫧杉林之饒，富商巨賈多往，”徽州不少商人起初就是從販運本地特產售賣出去同時又將本地所需要的糧鹽絲等物品從外地輸入進來而起步的。這些內外互通的商道多半離不開便捷的水路交通。在徽州，新安江、練江、徽溪、乳溪、婺水、閶江皆與外界連通，使該地“上接閩廣，下連蘇杭，行旅舟楫，往來絡繹。”正是如此，便在很大程度上消減了由于重巒疊嶂給徽州商業貿易所造成的一大障礙，從而為徽商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

從主觀上看，徽商的崛起乃在于徽民思變精神和重商理念所蘊藏的內在力量的驅動作用。眾所周知，重農抑商是中國封建專制社會統治者所奉行的傳統經濟國策，歷朝歷代均視商業為末業，視商人為賤民，而明清時期的徽州人則敢于打破世俗觀念，沖破陳規偏見，獨具覺醒思變之膽識與精神，能得風氣之先，選擇尚且特別看重作為第一等生業的商業貿易。在徽民們看來，士農工商四者“異術而同志”（休商汪弘語），均是人們治生達志的手段和施展才華成就事業的舞臺，“故業儒服賈各隨其矩，而事道亦相相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艱于業哉？”（休商汪尚寧語）即是說商并不負于士農工，讀書做官求取功名固然能夠光宗耀祖，而經商發財垂裕后昆也能實現人生價值，有鑒于“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與其皓首窮經去求那不可知之道當那種“庸腐生”，還不如“殊可自振”， “既不能拾朱紫以顯父母，創業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于是乎，“民鮮力田，而多貨殖”，從商如鶩，遠逾他邑。對此， “丈夫志四方，不辭萬里游。新安多游子，盡是逐蠅頭。風氣漸成習，持籌偏（遍）九州。” 詩中所描述的正是寄命于商的徽民四處奔走，商人足跡“幾遍禹（宇）內”這一歷史事實的真切寫照。

至于徽商涉足行業，可謂相當廣泛，只要有利可圖，則幾乎是無業不經營，“其貨無所不居”。“徽郡商業，鹽、茶、木、質鋪（即典當）四者為大宗。”（明汪道昆《太函集》）。除主要行業外，徽商還經營著糧食、棉布、絲綢、瓷器、圖書、藥物、紙墨筆硯文房四寶、漆、扇、金石蟲鳥、飲食旅館等，還有販賣人參、貂皮、古玩、珠寶，從事刻書出版業的，也有開起雜貨店做小買賣，當上肩挑背負的小商販，尚且各業往往交叉進行，有的一人還兼操數業，從徽商所染指的行業來看，有史料載云：“猗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多新安人也。”從區域分布特點而言，歙縣人以鹽業、典當業為主，休寧人多典當商，婺源人主營木業和茶業，績溪人多操飲食業和茶業，祁門與黟縣人則以經營布匹、糧食、錢莊、南北貨為多。這些大體反映了徽商“寄命”的生意來源情況。